史梦昱、沈坤荣｜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非线性、共轭驱动和空间外溢效应的研究
史梦昱 沈坤荣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7期
简介：史梦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沈坤荣，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作者：史梦昱、沈坤荣
内容提要
本文系统考察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共轭驱动效应及空间外溢效应。结果表明：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符合威廉姆森假说。就全国而言，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背离共轭状态；分区域样本中，中部地区人才和产业集聚处于协同发展的共轭驱动状态，东、西部地区尚未对区域经济增长形成协同发展的正向互动关系。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影响，产业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对邻近地区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人才集聚则表现出非线性溢出效应。
关键词
人才集聚 产业集聚 经济增长 非线性关系 共轭驱动 空间外溢 空间杜宾模型(SDM)
一、问题提出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人才和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着力点，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才及产业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和空间集中正在加速，集聚经济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重要动力，资源要素集聚的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引擎，在中国经济处于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投入驱动转换的结构性减速转型时期，人才集聚、产业集聚的总量和结构需求也随之变化。
根据集聚经济理论，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均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极强的正反馈机制，尤其是人才和产业集聚引致的区域研发创新活动对经济长期增长意义重大。初期“偶然因素”+“循环累积效应”导致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路径依赖，吸引资源要素持续流入并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但在中国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人才、产业集聚模式和发展需求发生转变。具体来说，东部地区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人才和产业资源持续流入区域，过去依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快速增长，如今正面临传统产业外迁、新兴产业置换、内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现实要求，中西部则凭借资源要素价格优势积极承接转移产业，不同产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发生改变。尽管各地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积极吸引人才流入，但中国人才长期向东部沿海发达城市集聚的流向和趋势并未产生根本性转变。产业集聚模式和结构转变下的人才持续集聚，是否能与区域内部产业相互匹配、协同发展，形成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并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事实上，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双重”影响。一方面，从集聚经济视角看，人才和产业资源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是并行过程，经济活动空间集中是现代经济增长事实，集聚可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集聚经济发展后期往往存在因集群内部资源累积导致过度竞争和拥挤效应负外部性，降低区域劳动生产率。此外，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不能完全分割，区域产业集聚因较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竞争性工资水平等因素吸引相关产业人才集聚，而人才集聚的知识共享、学习效应、人才间非正式会谈等活动会显著提升区域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关产业链上下联动，进一步吸引产业集聚，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循环累积效应。但同时，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阶段转化及驱动发展模式更替对区域内人才和产业集聚的协同、匹配提出极大挑战。因此，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具体如何，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是处于协同发展状态共同助推经济增长，还是存在总量、质量和结构性不匹配等问题阻碍经济促增效应发挥，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基于传统“区位熵”指标含义构建区域内部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评价指标，就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分别对区域经济增长，人才集聚、产业集聚是否处于协同发展状态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以及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外部空间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考察。具体而言，本文的边际贡献有：（1）以往研究主要明确了人才集聚或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分析范畴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二者的单向作用关系，少量文献考虑了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相互作用关系，但鲜有研究以整体视角系统对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剖析。（2）集聚的生命周期演进导致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存在阶段性动态发展，已有文献对二者在某一时点静态关系研究较为深刻，但对其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缺乏应有重视。（3）考虑到耦合系统对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协同发展状态检验存在评价体系构建的主观性，以及协整检验无法对具体互动关系有效识别的方法缺陷，本文以共轭效应检验区域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是否处于协同发展状态，并采用交互项对二者具体互动关系进行验证。（4）在人才集聚、产业集聚的区域层面分析中，很多实证研究往往忽略空间单元间依赖关系的存在，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了更加科学地评估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不仅就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及其二者互动关系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进行研究，同时分别以静态、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二者对外部区域可能存在的经济增长效应。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针对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已有文献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绝大多数侧重于单独就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单向促进关系对经济增长作用进行研究，较少关注二者的互动关系或状态对经济发展的促增效应。现有文献主要形成三种基本观点：第一，人才、产业的集聚经济效应有助于激发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研发创新活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且人才、产业等资源在核心集聚区域与外围区域不断扩散、流通，有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和生产效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第二，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引致规模不经济、过度竞争和拥挤效应等负外部性，降低区域生产效率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同时资源集聚“极化效应”对关联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负面影响；第三，由于经济、行业环境和区域政策等因素导致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并非始终形成正反馈机制，人才区间流动、产业生命周期演进、产业政策变化及政府干预行为等均影响二者是否处于协同发展状态，并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不确定性。因此，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以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人才、产业等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会促使资源集中的向心力或促使资源分散的离心力在某一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以资源集聚为主导的中心区域和以资源分散为主导的非中心区域。威廉姆森假说认为，中心区域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阶段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初期的集聚活动促进效率提升，一旦资源集聚至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等集聚负效应开始显现，资源集聚不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负向经济效应，导致资源从中心区域分散，从而呈现先正后负的倒U型经济影响。具体地，在初期，人才集聚由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引起，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区域内知识和信息交换频率，形成示范效应、协作效应、信息共享和集体学习等效应，最终表现为区域创新效应，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增长。率先使用行业新技术的企业占据先行优势，依托行业内竞争优势吸引产业相关人才、知识、技术等资源集聚，进一步提升行业专业化程度、降低行业要素搜寻成本和风险，吸引相关产业集聚以共享专业化服务网络和配套设施，提升产业生产效率、促进区域经济提升。关联产业集聚提升信息透明度，强化企业组织间竞争，竞争优势的维持诉求对高素质劳动力和创新人才提出更高要求，激励企业以较高的薪酬待遇和良好的发展机会等吸引人才集聚，由此形成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累积效应，促进区域研发创新活动增加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地区经济状况改善进一步强化资源集聚的虹吸效应，吸引外部资源持续流入，一旦区域内人才、产业资源积累并集聚至一定程度，集聚经济负外部性开始显现，无序竞争、资源浪费、过度拥挤等效应均导致区域生产效率降低，阻碍区域经济增长。由此，区域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先正后负的倒U型影响，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均揭示了经济活动会经历由集聚到扩散的发展规律。尽管集聚经济相关理论揭示了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存在先正后负的阶段性变化，但是人才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具体效应受经济发展环境和时效性等诸多因素影响。首先，区域内人才和产业资源集聚存在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的问题，一旦区域经济发展跨越了由依靠资源积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就会由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技术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在这一时期，集聚人才要求有效发挥其创新能力，区域产业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行业技术革新挑战，一旦区域人才和产业不能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其增长需求相适应，从而匹配形成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状态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将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其次，区域人才引进、产业扶持政策等会影响相关资源集聚的经济效应，以政府扶持型和计划型人才、产业集聚模式为例，政府为吸引人才和产业资源流入往往在资源集聚过程中对企业和人才提供科技研发补贴、税收减免、教育培训、设立产业园和土地出让配额等优惠政策。一方面，这种政府干预有助于弥补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研发活动的市场失灵和投资不足，提升行业创新能力，培育和巩固产业竞争优势、率先占据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政府研发补贴等行为在对其他创新主体研发活动存在挤出效应的同时也会助长受资助企业的创新“惰性”，导致政策性资源配置扭曲，不利于区域创新活动的开展。此外，产业政策调整、政府扶持力度与变化、经济结构变动引起的资源部门性流动均会对人才和产业集聚的总量、质量和结构性匹配产生影响，导致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促增效应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只有区域内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形成相互匹配、相互促进的共轭状态，才能共同驱动经济增长。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均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假设2：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只有处于协同发展的共轭驱动状态才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促增效应。在集聚经济活动发生过程中，集聚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资源实现跨区域流动，区域间生产要素进行持续频繁交换，二者经济活动存在地理空间上的互动。中心区域资源集聚状态及其过程存在的阶段性变化也会对非中心关联地区存在多样化的影响。一方面，人才和产业资源持续向中心区域集聚，加剧空间的异质性和空间的不对称性，进一步导致资源加速向中心区域集聚，强化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的贫富差距格局。在集聚经济活动本地化的同时，由市场规模效应和价格体系变化形成的货币外部性与劳动力流动性增强也会导致中心区域与非中心区域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增强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在空间分布上的极化效应，并导致非中心区域面临生产要素短缺和优质资源流失引致的负向经济效应。另一方面，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活动，尤其是市场主导型集聚经济活动都有其相应的发展规律和生命周期变化，区域的资源集聚必然经历从集聚至扩散的阶段性发展。当中心区域资源集聚至一定程度时会产生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集聚规模扩大通过知识溢出、协同创新等途径带动非中心区域发展；产业结构置换升级、传统产业向非中心区域迁移；政策纾解中心区域极化效应，鼓励集聚资源向周边扩散等方面带动非中心区域经济增长。此外，由于空间异质性和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传播衰减和地域边界限制，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也会因地理距离不同，即邻近区域存在相比于地理距离较远区域更易与中心区域趋同的特性，导致中心区域人才和产业集聚的外溢效应存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因此，资源集聚中心和非中心区域并非是集聚经济下的绝对“受益者”或“损失者”。中心区域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关联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为集聚经济的空间极化效应或扩散效应，还存在由于空间异质性和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传播衰减和地域边界限制等因素引致的复杂影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3：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多重空间外溢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基准模型与变量选取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甄别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考察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本文针对假设1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此外，本文还考虑将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作为控制变量：（1）城市化率（urban）：以区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衡量。城市是资源要素的重要空间载体，一方面，城市人口增长历来与区域发展相关，另一方面，市场准入、通信和基础设施成本都导致城市中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在城市服务和就业机会供给不足时的快速城市化会创造或助长区域贫困，阻碍区域经济发展。（2）地区投资率（invest）：采用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表征。投资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之一，区域投资率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3）区域经济结构（estr）：以第三产业产值与区域总产值之比度量。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传统产业外迁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4）金融发展水平（fin）：以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地区GDP比重测度的金融支持指标衡量，金融发展作为现代经济核心，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对金融风险遏制和区域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5）建成区面积（built）：反映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区域，城市建成区扩张会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6）失业率（unemp）：为城镇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失业率提高会降低区域劳动产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选取中国2003—2018年省域（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金融指标构建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其余变量指标原始数据均来源于EPS数据平台。以上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二）共轭驱动效应检验
由前文可知，区域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多重不确定性影响，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变化、交通便利化带来的高流动性均会导致集聚人才和产业出现总量、质量与结构性不匹配问题。因此，只有区域内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处于协同发展状态，才能有效发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增效应。共轭作为一个系统性概念，强调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比例、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关键在于各对称要素相互协同与整合。要实现共轭，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必须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以减少内耗，实现有序和谐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目前学界针对要素协同发展效应的实证考察有耦合系统和协整检验两种较为主流的方法。其中，耦合系统基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协调适配值，并依据该数值判断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协调度，但在指标的选取方面有极大的主观性，且判断对象耦合类型的适配参考值也暂未形成统一标准；以协整检验对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间是否存在稳定互动关系进行判断无须构建评价指标，但该方法只能验证长期互动关系的存在性，且互动关系的具体符号检验还需其他模型辅助以判断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是处于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遏制状态。基于此，本文最终选取共轭驱动效应对区域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协同发展状态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引入二者交互项对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互动的具体关系进行稳健性测试。 （三）空间权重矩阵和估计方法四、实证分析
（一）非线性关系
为处理实证回归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本文选取可同时处理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的广义最小二乘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2报告了式（1）的GLS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4）仅考虑人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列（5）—列（8）仅考虑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列（9）—列（12）同时考虑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其中，列（1）、列（5）和列（9）均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列（2）、列（6）和列（10）在此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列（3）、列（7）和列（11）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及其二次项，列（4）、列（8）和列（12）在此基础上添加控制变量。由表2可见，仅考虑人才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人才集聚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说明区域人才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仅考虑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产业集聚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呈先正后负的倒U型关系；同时考虑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列（11）和列（12）显示，加入控制变量与否不改变二者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说明区域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符合威廉姆森假说，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在初期具有聚集正向效应推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当资源集聚到一定程度，拥挤的负向效应就会显现，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本文假设1成立。（二）共轭驱动效应
本节考察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共轭驱动效应，对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共轭系数进行沃尔德（Wald）检验以衡量区域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是否处于共轭状态。表3显示，中国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背离共轭状态，二者不能有效发挥相互促进作用，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没有发挥到最大效用。根据分样本结果，东部、西部地区的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也未处于共轭状态，中部地区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共轭驱动。按显著性进行区分，共轭状态呈现中部地区>全样本>东、西部地区。从全国范围看，中国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产业集聚在10%水平上对区域经济存在负向影响，说明产业集聚程度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是影响中国人才集聚、产业集聚背离共轭状态的主要原因。基于中国产业发展的总量优势，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的负向作用可能更多的是由其结构错配引致；东部地区的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二者并未形成共轭作用于经济增长，说明区域人才、产业发展不仅仅是单一资源要素的集中，还需实现区域资源间的协调互促；此外，西部地区人才发展相对滞后是导致其人才和产业集聚背离共轭状态、未共同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首先以传统区位熵指标替换基准回归集聚指标，同样分别对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考察，结果报告于表4。可以看到，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均分别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同时，考虑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时，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一次项分别以0.149和0.649的系数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以0.016和0.232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本地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的结论。因此，前文基准分析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其次，本文采用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交互项对二者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检验。针对全样本和东、中、西部地区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报告于表5。列（1）、列（3）、列（5）和列（7）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列（2）、列（4）、列（6）和列（8）在此基础上加入系列控制变量。由表5可以看出，各样本中只有中部地区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二者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共轭驱动效应检验的中部地区人才聚集与产业集聚处于协同发展状态、共轭驱动经济增长的结论相一致。而全样本、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样本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这些地区的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背离共轭状态，二者相互遏制，未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向互动关系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与共轭效应检验结论一致。因此，共轭效应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三）空间外溢效应
为考察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活动存在的空间外溢效应，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现实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其优势在于考虑了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特征。针对假设3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W×gdp为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W×tdl和W×idl均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首先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初步验证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空间计量研究的合理性，结果显示莫兰指数（Moran‘s I）均显著不为0，说明地区间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并不是独立的，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此，适合采用空间模型进行回归。其次，针对非空间效应模型进行LM检验和robust-LM检验以判断是否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或者空间误差模型（SEM），结果显示两组LM-lag、R-LM-lag及LM-err、R-LM-err对应的t值均显著，说明非空间模型被拒绝，适合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回归。该模型同时控制了内生和外生交互项效应，是针对遗漏解释变量的空间模型，且可同时解决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与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对模型分别进行LR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著；同时对模型进行Wald检验和LR检验，结果也均显著，因此选取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此外，考虑到经济增长宏观变量可能存在的路径依赖，本文进一步引入时空滞后被解释变量进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
表6报告了静态SDM与动态SDM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回归结果。表6列（1）和列（2）分别为邻接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静态SDM的估计结果，显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回归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二次项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显示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表6列（3）和列（4）分别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动态SDM回归结果，且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均与经济增长呈现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的结果，再次验证了倒U型关系的存在。
由于SDM中包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模型中β和θ系数不能对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作出有效解释，需进一步进行效应分解。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静态SDM分解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以及动态SDM在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基础上进一步分解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结果报告于表7。
由分解效应结果可见，在静态SDM中，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均显示出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的倒U型直接效应，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验证了区域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影响。这说明发展前期的人才和产业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的创新效应和产业集中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可有效发挥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但是，随着区域发展所处阶段的变化，人才与产业资源集中可能存在与区域发展的资源结构性转型和产业升级需求不匹配、不适应的问题，未在人才和产业资源匹配上形成相互促进的共轭状态协同驱动经济增长。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人才集聚对关联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产业集聚的一次项系数在邻接矩阵下呈10%的负向显著性，说明人力资本集聚的知识溢出等效应并未在本文得到验证，但是产业集聚的虹吸效应和挤出效应对相邻地区存在。
在动态SDM中，邻接矩阵下人才集聚、产业集聚的短期直接效应均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影响，而在间接效应中，人才集聚对关联地区同样表现出倒U型关系，但产业集聚对关联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样，邻接矩阵下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长期直接效应也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倒U型非线性关系，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关联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间接效应与短期一致，说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地方人才集聚对相邻关联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虹吸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阶段性变化影响，但是产业集聚对相邻地区仅存在虹吸效应，不利于关联地区经济发展。在地理距离矩阵下，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不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存在先增后减的倒U型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再次验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与此同时，人才集聚在短期内对关联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影响，但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在长期内，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关联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效应均不显著。可见，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十分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在长期持续存在。因此，地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阶段所需的人才和产业资源协同匹配问题，还需建立起对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以及产业发展的长期政策。此外，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关联地区经济增长作用受地理距离和时间因素的影响。与人才集聚相比，产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集中在相邻地区，且由于产业集聚对关联地区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导致相邻地区因生产要素流失而面临负向经济效应，但是这些负向溢出效应只对邻近地区存在，随着地理距离延长带来的信息传播衰减和地域边界限制等因素影响，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一致。同样，人才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也具有随时间推移和地理距离延长的信息传播衰减特征，但人才集聚对关联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地理范围较产业集聚更广，人才集聚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相邻地区存在，对地理距离较远地区也存在显著作用。假设3成立。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就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的非线性影响、协同发展下的共轭驱动效应以及空间外溢效应进行检验，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正后负的倒U型趋势，符合威廉姆森假说，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在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推动经济增长，当资源集聚到一定程度后，集聚引致的拥挤效应等负外部性将使集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甚至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2）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互动关系的共轭驱动检验显示，中国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背离相互促进的共轭状态，分区域样本中，中部地区人才和产业集聚处于协同发展的共轭驱动状态，但东部和西部地区则处于背离共轭状态，未形成协同发展的互动关系作用于经济增长。（3）人才和产业集聚活动主要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长期持续作用，就对关联地区影响而言，产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虽然不受时间影响，但仅对相邻地区起作用，同时，人才集聚的非线性空间外溢效应也主要集中在邻近地区，对距离较远地区的经济影响虽然存在但仅短期内有效。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人才和产业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地区间由过去的资本竞争逐渐向人才竞争转变，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人才等资源要素流入，但资源集聚密度并非越高越好，经济活动集聚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才能有效发挥对经济增长促增效应，避免集聚负外部性。地方政府在实施人才和产业资源引进政策时要立足于区域发展所处阶段和现实需求，在遵循要素市场化配置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引导人才和产业集聚、适度匹配区域人才与产业资源。其次，相比于人才和产业在总量上的集聚，区域内部集聚的结构性协调问题更为突出。人才和产业集聚并不意味着对区域经济存在绝对的正向效应，只有二者处于协同发展状态才能相互促进、共同驱动经济发展。因此，为合理高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地方政策制定者在协调区域内人才产业同步发展、优化人才产业配置、促进人才产业结构性匹配等方面做出努力对经济增长促增效应要显著强于通过提高人才、产业集聚密度等途径去实现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后，人才和产业集聚除对本地经济存在长期持续影响外，空间外溢效应主要作用于邻近地区。一方面，基于人才集聚、产业集聚活动本地化对经济增长存在的长期持续作用，地方政府需着力打造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区域人口承载力，避免人才和产业集聚由于个体感知而产生负面拥挤效应，造成人才流失和产业外迁，针对区域人才培养、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产业政策制定建立起长效动态机制，有效实现人才和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主要作用于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效应，相邻地区尤其是城市群区域应着力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区域壁垒，破除区域间人才和产业流动机制障碍。尽管产业集聚对邻近地区存在资源虹吸效应，但同时也伴随着人才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促进城市群不同地区间人才高效交流互动，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建立人才柔性化管理制度，避免人才争夺等短利行为，实现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集聚，促进区域间产业升级转移和产业迁移落地高效配合、有序衔接，发挥城市群战略的区域协调能力和共赢效应，促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7期第94—107页。）
往期回顾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3期目录及摘要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5期目录及摘要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6期目录及摘要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7期目录及摘要
经济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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